看书 | 一匹马走进酒吧，和一个我喜欢的翻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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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匹马走进酒吧，
和一个我喜欢的翻译故事
大卫·格罗斯曼和他的英译者杰西卡·科恩
他是个单纯的人——相对的单纯，但按照世人的平均水平，这相对已经近乎绝对。他诚恳，有一双不会撒谎的眼睛，和一种在宁静的家庭之外几别无欲求的仪态。他不会挡在任何人前进的道路上，除非有人故意挑衅他，除非那个人是历史。
我说的是大卫·格罗斯曼，作家，以色列人。他最近的一本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让我感到有一丝陌生。故事的主角，一个名叫杜瓦雷·G的脱口秀演员，在以色列西北靠海的城市内坦亚，面对一群酒吧里的观众，是这么讲话的：
“相信我，要不是我得养着三个漂亮女人和一、二、三、四、五，五个孩子，算算看，五个呐，我对上帝发誓，今晚站在你们面前的可是史上第一个患产后抑郁症的男人啊。五次啊！实际上是四次，因为其中有一对是双胞胎。但其实还是五次，假如你算上我自己出生后抑郁的那次。可者一大堆破事最后让你得了好处……”
这些句子真不像是格罗斯曼会写出来的，他写这些字的时候大概表情都是扭曲的。杜瓦雷·G谑语连珠，女人的肉毒杆菌，男人的秃头，政府的税种，国防部的安保措施，自己爹妈的性爱，一无遗漏。他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是，写他的人是格罗斯曼。
“不过说实话，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何要从制造财富的人民那里征税，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听着，内坦亚，听仔细了：国家应该只向有理由相信是快乐的公民那里征税。那些能发出由衷微笑，那些年轻、健康、乐观的人，那些能在大白天吹口哨、晚上有性生活的人。那些人才是唯一应该纳税的傻子，他们才应该被剥夺所拥有的一切！”
像个讽刺作家写的，可是，格罗斯曼不善于讽刺。他爱写伤心。凡人都有伤心事——在格罗斯曼的小说里，没有比这句话更强悍的真理了。伤心来自陌生化，投入地表演的人，被一个旁观者看着，伤心在这时开始。退休法官阿维沙伊·拉扎尔注视着杜瓦雷，他知道他的真实名字——“杜瓦雷”怎么看都不是一个以色列犹太人的名字——他的大名叫多夫·格林斯坦，57岁，从他嘴里迸出来的一个个笑话俨然在他自己变做一个最大、最完整的笑话。而这是他所追求的。拉扎尔看到了他的形象：矮瘦，枯萎，戴着眼镜，跟他海阔天空戏谑一切的表演内容形成了对比。伤心在这时开始。
他要说他自己的事情。说他的爸爸，一个理发师兼很糟烂的父亲，经常殴打儿子；说他的妈妈，一个被大屠杀阴影纠缠的女人，身背重负，只好以求死了结。他们的儿子，就是他自己，长得“只有花生粒大小，一钱不值”。为了讨他妈妈的喜欢，他开始双手倒立行走，为了躲避邻居孩子的欺负，他把这项技能越用越纯熟。
表演开始没多久，他就被自己的话戳中了心事，抑或为了间歇性地回一下血，他“委顿下去，猛地被抽空了似的。他双手搁在臀部，急速喘息着。他盯着空气，眼神如老人一般凝滞。”
当脱口秀再次开始，我不再怀疑格罗斯曼是否能胜任了。他做到了，不仅做到，而且，他写出了那种内含在话语之中的苦涩的成分。这苦涩是他所追求的，被台下间歇性的哄笑所加强，又被他自己吞咽回去，消化掉。他的一个动作，有时候比动作的影子跑得还快，他会闪避，会佯攻，会撩拨，必要时会跺脚，会撒丫子跑，也会步履蹒跚。他用拳头打自己脑门的时候，打的是他57岁的人生里，因为未经善待而绵软稀疏的部分——几乎是每一个部分。
现在，我不再怀疑格罗斯曼是否做了一件不太明智的事情。这样的一次脱口秀表演，绝不是一小时滔滔不绝的脱口秀视频能够替代的。
他说到了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门格勒，“连门格勒都研究我们，或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尤其是大腿和前臂骨”；他说到服兵役时，一个女兵当众找他，他被其他人齐齐地用手指了出来，他把这一幕类比为“纳粹的选人游戏”，也就是在犹太囚徒中根据体质选出可以服劳役的人，再把其余人就地杀害的“游戏”。阴霾，大屠杀是永远的阴霾，平白调动关于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是犹太人独有的尴尬技能。一般情况下，这样做很可能触伤无辜，可是杜瓦雷以脱口秀演员的身份钓观众的笑声，只要笑了，哪怕只是小小一龇牙，他就赢了。我想起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那次行为艺术表演：赤身裸体地站着，让观众们对她随便做点什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一些老早就听过的笑话，在故事里，在特定的场景之下，变得不同以往了。像是一只爱骂人的鹦鹉，被主人关进了冰箱里，出来时问“里面那只鸡犯了什么错？”又像是蜗牛抱怨自己被乌龟打了劫：“事情发生得很突然！”……然后是成人笑话，是那些让男人浑身瘙痒，女人掩口低头、吃吃地笑的笑话。还有的笑话，让那些发笑的人愤怒起来，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笑是在侮辱自己，是在暴露自己的庸俗或者无情。于是他们怒视杜瓦雷：你，你干的好事！
David Grossman
一些人，来这里就图一个乐，听他说起严肃的事情，便兴味索然，走了；年岁大的观众也走了，因为杜瓦雷的一些心痛往事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有一个人离场时嘀咕道，来这里是来玩的：“周末，想让脑袋瓜清空一下，谁晓得被这厮变成了赎罪日。”一年一度的赎罪日，是犹太人为过去这一年里做的错事忏悔的日子。在杜瓦雷面前，他们先是发出了抑制不住的笑，继而不清不愿地歉疚，再继而恼恨起他的“货不对板”，说好的奉献一次爆笑表演，谁知道，他要向观众们讨要跟多。
留下的观众，将走了的人带走的那些注意力背到自己身上，就像从大屠杀中活下来的人觉得自己背走了死难者的债务。他们和那位退休法官一道，成了杜瓦雷不情不愿的合作伙伴，在他们的配合下，他益发沉浸到自己的故事里，人们盯着他，目不转睛，忘了他的丑，他的老。
而他也盯着台下的老朋友阿维沙伊。阿维沙伊，这位退休法官一辈子的工作就是在估量人，现在，他看着杜瓦雷，奋力地从局部失忆中回到正常。他们是少年时代的朋友，四十多年没见面了，直到杜瓦雷打电话请他来参加他的演出。格罗斯曼巧妙地把读者放到了观众群里，让退休法官活到他们的身上，被台上的人盯着看。
“我想要你看到我，”他说，“想要你真正看到我，然后告诉我。”告诉他什么？阿维沙伊自问。“我想过，一种人格的光辉。内在的光芒，或者内在的黑暗。秘密，独一无二的颤抖，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很多年前，当我才开始做法官的时候，我幼稚地发愿要在每个站在我面前的人身上看到它们——看到秘密，看到那独特的颤抖。”
中译本封面，实在是……唉
翻译过来的文字，在传达脱口秀的内容这方面真是力不从心了。我只能拣我有感觉的词句反复琢磨。我喜欢主角这样的句子：“有时候，我觉得这肮脏的盘算至今也没有从我的血液里往外冒出来，它做不道德。怎么可能呢？这种肮脏……它是有放射性的，没错，这是我个人的切尔诺贝利。短短一瞬就能延续一辈子，依然在污染着我要靠近的一切东西，每一个我触碰的人。”我喜欢这个提法——“我个人的切尔诺贝利”。我的反应，和台下的一个观众的反应是一样的：“说下去。”
2017年，国际布克奖选中了《一匹马走进酒吧》，是有些奇怪的。这本书里有着太多的以色列人才能感同身受的幽默，主人公操着希伯来语，说着以色列人熟悉的生活，不管翻译如何尽力，对别的国家读者终究是难于理解的。格罗斯曼本人也很意外。他在接受《国土报》的访谈中说，自己不知该如何解释这次获奖。
英译者杰西卡·科恩
不过，他说，他从小到大读过并喜欢过很多书，都是别的国家、别的文化下的作家写的，这使得他的《一匹马走进酒吧》也带上了杂糅的特点，“这种杂糅是吸引人的，尽管距离遥远，却让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有所想象。”
当然，它还需要译者的贡献。那毕竟是脱口秀。为了翻译此书，格罗斯曼在一间翻译工作室里，当着15个译者的面读他的书，译者们讨论着一个个句子该如何翻译。当小说念到最后阶段时，格罗斯曼眼睛盯着文字，耳朵听到了抽泣和撕纸巾的声音，他抬起头，看到译者们的眼眶里都有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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