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酣饮酒精的交情——三个知青一世情(何如超)

何如超 知青情缘 2024-02-02





酣饮酒精的交情

——三个知青一世情


作者:何如超





















(一)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与群分,知青群体也不例外,脾气秉性爱好相同的自然走到一起,联络多一些。我是北京知青,原先一个上海人都不认识。到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后不经意间认识了一批上海知青,其中李周、崔玉宝是来往最密切的。他俩都比我小两岁,老初二的学生。他们1968年12月到的橄榄坝,又比我早半年。我们都分在二分场,见面机会较多,在一起相处十来年,结下一世的交情。


   李周矮个子,敦敦实实,虎背熊腰,方头大脸,黑不溜秋。我第一次见他时,以为他是北方人。后来才知道,李周出身正经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俩哥哥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李周外貌真不像文化人。偏偏他的性格又是傻实在真豪爽,干活不惜力。他在橡胶加工厂当工人,苦活累活抢着干,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站。加工厂最苦的活是上山砍木柴。乘拖拉机跑几十里山路,找到刚斩过坝烧过荒的新开垦山坡,收集烧过的树干树桩,装车拉回,用于烘烤湿淋淋半成品的橡胶片。烧过荒的山坡没遮没拦没阴凉,大太阳晒得火辣辣。树干树桩被烧得外表漆黑,干活人浑身上下黑透,洗都洗不干净。大的树干必须拉大锯,锯成大段再两人抬,远看就像一群劳改犯。吃住都在山上,少则一周,多则十天半个月。这活又苦又累又枯燥,累一天晚饭后往帐篷里一躺跟死狗一样,还得忍受蚊虫叮咬。有家有室的职工都不愿去,厂里只好排队,轮流倒班派活。可李周哪次都去。轮不到他时,有老职工请他代替,没二话,有求必应。由于李周苦干实干肯卖力,为人实在,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连续三年先进被树立为知青标兵。


   我俩第一次相遇是1969年底,在二分场召开年度先进人物、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上。这是劳动者的盛大节日。会场设在场部广场上,主席台前上挂红色横幅,一字排开铺红讲台。周边红旗林立,彩旗争艳,气氛喜庆热烈。李周是参会代表,我是八队劳模曾庆友先进事迹材料撰稿人兼代言人。曾庆友是工作业绩非常突出的老农民出身的先进人物,但他是文盲。半年前队长曾凡祥交给我的任务是,与曾庆友同吃同做同劳动,注意搜集他的先进事迹,年终前写成先进事迹材料上报。我按时交卷,题目叫《苦干实干拼命干 胸怀祖国意志坚》,获得分场评委一致好评,列为大会典型发言。庆友为难了,他一字不识,连名字都不会写,也不会讲话,确定由我代为发言。轮到庆友发言时,他坐主席台正中,我坐一旁。与庆友共同劳动生活了三个月,他的冲天革命干劲和无私忘我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是我撰写的稿又由我代为发言,我非常激动。我充满激情,高声朗诵庆友的先进事迹材料,搏来全场热烈的掌声。休息时一位矮敦敦的知青向我走来,“你讲得真好,有水平。”我一接话,互通姓名,知道了这就是李周,先进知青代表。初次见面,感觉这人实在厚道,看不出有多少文化,先进知青代表吗,肯定干活很棒,否则选不上来。


   转过年三月份,也就是到边疆的第二年,知青们接受再教育,战天斗地的热情正在峰头上,分场组织知识青年歌咏比赛。我在陪同曾庆友依次参加完总场、景洪农垦分局劳模大会后,庆友被选为省劳动模范,到昆明开会。我回到八队,第二天就被分场教导员叫去,通知调我到二分场小学校任初中语文教师了。对知青聚会我热情高涨,写了首诗《礼赞橡胶》参赛。甫一登台,刚一发声,一阵哄笑,“啊-,啊-,要无病呻吟了!”可我一转入正题,会场寂静无声了,待一收尾,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首诗运用拟人手法,将橡胶树比喻成来到云南边疆屯垦戍边的知识青年,讴歌了知青战天斗地的业绩极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知青鼓掌,是引起了共鸣。


   五十年过去了,在橄榄坝写的文字都遗失了,这首诗我已记不清了,想不到李周还记得两段,前年春节在我家喝酒时他趁兴背诵:




啊,橡胶,


初来乍到有多俏!


青青翠翠,劲枝扶摇。


肥美的平坝它不要,


爬山岭,站山坳,


欲与群雄试比高。




啊,橡胶,


栉风沐雨有多娇!


郁郁葱葱,风华正茂。


和煦的季风它不着,


拼肆虐,斗林妖,


挺起躯干仰天笑。


……  ……




   我惊叹李周何以对这首诗记得如此清晰,李周答曰“我当时听了你朗诵,就感觉你有文化有胸怀有抱负,绝不是等闲之辈,所以愿意与你交往,向你学习。现在说来,没有看错吗。”“惭愧,惭愧,你是大学者,我算什么。”大多数上海知青说我“土”,唯李周给我这么高的评价,我很感动。


   那次散会后李周再次朝我走来,“你的诗写的真好,有气魄有抱负。”很快我俩就聊了起来,想不到,这个看似粗鲁的知青兄弟满腹诗书,上至春秋时代的《诗经》,下至现代的郭沫若《女神》,涉猎甚广,我有些自愧弗如了。哥俩越聊越投机,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


   有一次李周约我到他那坐坐,顺便带我看看加工胶片生产线。这天下午放学后我就去了,到他那里天都要黑了,加工厂什么模样都没看清。我记得很清楚,他到食堂打来两碗米饭,米饭上撂着煮茄子。放下饭碗他让我等会儿,又出去了,不一会儿拿回四个鸭蛋。他说,“你来我这也没啥好吃的。运气还不错,跟老职工那买来几个鸭蛋。走,抄蛋去。”说完拉着我走到隔壁老曾家,借锅借油借盐,勺子碰锅“咔咔咔”,一大盘炒蛋出锅了。那叫香呀,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经济极其拮据,每月要挤出10元(刚去时才挣28元)寄给在原籍河北农村劳动改造的父母,他们没任何经济来源,每月等我这钱买油盐酱醋。除去生活必需品,我从不多花一分钱,蔬菜水果肉蛋与我无缘。这回可解了馋了!那四个鸭蛋,李周拨给我一大半,我内心那叫感激,暗自赞叹李周真大方!


   吃过饭闲聊,猛然看见李周床头放着一本《简易英汉词典》。我好奇的问,“你看这个?”在我脑子里,李周就是个  初中生,文化不高,干劳动很棒,知青标兵而已。莫非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还学外语?李周回答,“我每天坚持自学一小时英语。”我惊讶了,每天坚持,了不得!“教材呢?”“就这本词典。”“怎么学?”“背单词,背词条。”我晕了,就这么学,太枯燥了!我不甘心地接着问,“有什么用呀?”没想到李周的话让我尴尬。“眼光放长点,五年、十年,咱们一辈子在这吗?肯定有用。你当老师,你教的知识学生都用得着吗?不定什么时候,肯定有用。”他还建议我,“你是老师,条件比我好,也学外语吧!”


    此次走访李周,橡胶片生产线未及参观,精神收获大大出乎意外,使我感觉到知青群体中藏龙卧虎,不乏栋梁之才。知青标兵中隐藏着不光吃大苦受大累的体力劳动者,还蛰伏着胸怀远大抱负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学习文化,甚至是学习外语,譬如李周。这是何等的目光,何等的坚韧,何况是在看不见回城曙光的漫漫长夜里。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李周是我认识的所有知青中唯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人。从此,我对李周刮目相看。当时流行一句时髦的口号式语言,“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隐隐约约感觉,李周志向高远,绝不会甘心一辈子窝在这山沟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若干年后,李周以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专家身份受邀在哈佛大学用英语讲课,光耀中华了。他学术水平之高,英语水平之高,已属精英阶层,今非昔比了。遗憾的是,我犯懒,总以工作忙累为由为自己开脱,外语始终没有捡起来,回京后耽误了不少事。与李周相比,深感惭愧。


左起李周,何如超

(二)



   志同道合,我和李周越走越近,月月都有往来。1970年九月的一天下午刚下课,李周忽然带着崔玉宝来到小学校,跑过来看我。我喜出望外,好久没见崔玉宝了。他在总场医院药品库工作,距二分场近二十里地,来一次不容易,所以我表现得格外热情。


   与崔玉宝相识,是李周引荐的。在农场时由于生活艰苦,没有规律,我患上严重的肠胃病,拉黑便,经常半夜疼得大汗淋漓。分场卫生所潘医生是我学生的父亲,对我治疗很尽心,无奈缺医少药,建议去总场医院。这时李周告诉我,到医院去找崔玉宝,是我好朋友。有个熟人关照总归要好些。


   崔玉宝、李周是同一批上海知青,早就熟悉,关系很近。崔玉宝刚来时分在二队,大家一起当农工。他表现好,人缘好,群众关系特别融洽。有一次潘医生下生产队检查卫生室工作,路过猪圈,见一个知青在起猪粪。这人长得斯斯文文,眉清目秀,白面书生一般,可干起猪粪的活,一丝不苟,一锹一锹极其认真,起完猪粪又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满头大汗,依然精神抖擞。潘医生心生好感,慧眼识珠,这可是干医务的料,于是上前询问,“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崔玉宝。”“小伙子,好好干,有出息。”潘医生给予热情鼓励。1969年7月,由于农场规模扩大,生产连队大量增加,急需配备医务人员,总场医院决定举办第一期卫生员培训班。潘医生推荐崔玉宝参加培训。经三个月培训结业,崔玉宝考核成绩优秀,被留在医院,分管药品库。


   到了总场医院我先去找崔玉宝。崔玉宝第一次见我,既然是李周介绍来的,就都是朋友,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带我挂号、看病,又请接诊医生给我预约做钡餐造影。农场医院医疗资源也很有限,做深度检查很难预约,有崔玉宝在,这事就很顺利了。检查结果,重度十二指肠溃疡。玉宝找医生,给我尽力治疗。他管药品库,哪些药治什么病,库里有没有,心中有数。这样医生与库房相互配合,给我开的是当时最好的药。这药得坚持吃三个月至半年,我差不多一个月去趟医院取药。玉宝特意给我留着,药品没有间断。半年后好多了,很少再犯。我对玉宝十分感激。


   这次李周、玉宝两人来看我,贵客临门不可怠慢。我琢磨着别干聊,喝点小酒热闹,有情绪。翻腾一通儿,找出一捧黄豆,跑到宿舍南头曾校长家请其老伴帮助炒熟,又要了一碗酸菜,这酒菜就算齐了。原来我记得床下还有一瓶包谷酒,再一看怎么没了,急得抓耳挠腮。转身到隔壁酒友上海知青向家源老师屋里一转,天助我也,窗台上放着一整瓶白酒。他不在,也不知去哪了,无所谓,好朋友吗,拿来喝了再说。支起我的简易茶几,一盘炒黄豆,一碗酸菜,一瓶白酒,三只接橡胶乳汁的小粗碗,哥仨就开喝了。


   我举碗致辞,“哥们,来无准备,黄豆充数,酸菜当家,薄酒待客,勿怪勿怪。”说完,先斟一口。刚一入口只觉酒劲很大,进入喉咙火辣辣,一团小火球咕噜咕噜落入胃里,还热乎乎的。我心里直纳闷儿,向老师那弄来的这酒,这么大劲。橄榄坝农场自酿的白酒最多四十几度,很柔,从没喝过这么大劲的酒。会不会从傣族老乡那弄来的?李周率先发话了,“好酒,够劲,过瘾!”说着还竖起大拇指,不住称赞。玉宝白面书生,可喝酒颇有北方人气度,继承了爷爷祖籍山东人的气质,一点不含糊,也说“好酒,确实好酒。”我一听高兴了,没菜有酒,且好酒,来吧!同为天涯沦落人,今朝有酒应尽欢。哥仨你一口,我一口,嚼着炒黄豆,就着酸菜,“三一三余一”,平分一斤酒。我们喝着酒,侃着山,兴高采烈。不知不觉窗外晚霞漫天,西边的太阳圆圆的,火红火红的挂在距地面一两丈高的天幕上,下面是苍翠的胶林,美极了!这景色版纳独有。


   该开晚饭了,从食堂打来三碗米饭,一碗青菜,哥仨唏哩呼噜扒拉嘴里,一抹嘴,饱了。李周、崔玉宝酒足饭饱,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我也非常高兴,虽无好菜有好酒,也算尽地主之谊了。


   晚上向老师回来了,我告诉他,李周、崔玉宝来玩,我把你窗台上的酒拿去喝了。“啊!那是酒精,我从卫生所弄来的,准备泡虫胶刷家具用的。”向老师几乎跳起来了,喝的是酒精,这还了得,出了事怎么办?我也慌了,出了事罪过可就大了!怎么办?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向老师仔细打量我一番,问我,“没事吧?过两三个小时了,要是没事就没什么问题。”我也感觉什么事没有。他说,“你们仨酒量大,估计没事,先睡吧,明天再说。”第二天上午我给李周打了个电话,问喝多了没有?回答没事,我放心了。我暗自庆幸,亏得是医用酒精,要是工业酒精哥仨就见马克思去了。


   这事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渐行渐远,他俩谁都没放在心上,谁也没想过喝的是酒精。


老照片:崔玉宝在农场


(三)



   苦日子度日如年,好日子光阴似箭。回城后工作生活条件都大大改善,我们依然保持了在边疆农场时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一直努力工作,锐意进取,似乎忘记了时间,忽悠一下就过去了二十年。


   李周1977年参加了文革后首次高考,考进北京农学院。毕业后又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硕博连读获博士学位,留院工作。经二十年刻苦努力与实践,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做出突出贡献。譬如国家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李周带领科研团队在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如今,这项政策措施的实施惠民利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1994年李周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同年获国务院给予的专家特殊津贴。同时,李周还担任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带研究生,博士生导师。


   前几年我和太太到李周家作客,诺大的书房四壁全是书。我冒冒失失地问,“你写的书呢?”“这都是。”李周随手一指身后的书架。我凑过去一瞧,满满的一架全是。有些书目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与林毅夫合著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一书还被哈佛大学列为经济类研究生必读书目。我好奇地把他出版的书籍一本本抽出摞起,尚未抽完,摞得已超过我的身高了。我算开眼了,懂得了什么叫“著作等身”。原来“著作等身”不是比喻,大学者著书立说真的有那么多著作。从此,我为有一个大学者的朋友而骄傲。这个朋友是我知青战友,曾经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山沟里的知青标兵,如今的国之栋梁。


   崔玉宝由于表现优秀,1971年高校恢复招生,被推荐去了云南中医学院。1974年毕业,本可以留校,他又选择回了农场,在医院当医生。期间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医学院多次来函商调,农场惜才不肯放人。直到1978年底知青大返城,崔玉宝以知青名义返回上海,顶替母亲去了街道生产组。两三年后先后去了街道团委任副书记,区团委宣传部长,区委党校校长。以后又被调到市委组织部任干部教育处长、副秘书长。再后来又被中央组织部相中,调任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最后在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位置上退休。


崔玉宝(左二)重返农场医院


   纵观崔玉宝职业生涯,他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始终充满正能量,永远阳光灿烂,总是弄潮儿,总是走在时代前进的鼓点上。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不管把他放在哪里,金子永远是金子。怎能想象,他刚回到上海是顶替母亲在街道生产组,是在干大城市中最最底层的工作。工作单调枯燥,待遇菲薄,看不见前途。可他一如既往,乐观向上,低调做人,硬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台阶,走上领导岗位,逐步走上共产党中央党校黄埔干部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他真的很了不起。


   我1978年底从云南大学退学回到橄榄坝农场中学校,1979年5月辞职回京,7月参加北京市招工招干考试,考进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先后在建行北京西四支行、海淀支行、前门支行任职。1999年12月组织调我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先从事审计工作,后负责资本金管理,直至退休。

 

   2000年初,有一次崔玉宝出差来京,哥仨难得碰头,我招呼玉宝、李周来家小聚。太太做了四个热菜两凉菜,我拿出一瓶茅台酒,高高兴兴喝起来。自然而然聊起知青往事,聊起艰苦奋斗的历程。乘兴我披露了三十年前在二分场小学校请他俩喝酒精的趣事。他俩听后哈哈大笑,怪不得那酒那么劲大那么好喝呢,原来是酒精!谜底揭开了,在笑声中又打开一瓶茅台。那浓郁的酱香在空气中弥漫,我们似乎又回到那遥远的年代……


   那瓶酒精那么有劲,那么醇香,回城后再也没喝过那么好的酒了。


   我们哥仨酣喝酒精的交情,历久弥深。知青的情谊将伴我们终身。


老照片:作者何如超在农场


作者简介


   何如超 1969年6月赴西双版纳橄榄农场工作。先在二分场八队劳动,后调至农场二分场小学校、农场中学校任语文教师。1979年5月回京。1979年9月至1999年12月先后在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西四支行、海淀支行、前门支行任职。2001年1月至2009年9月调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北京审计部、资本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职。2009年9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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