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作者：陈志强

九、三年文革

      1966年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旗号的运动，逐步发展到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可以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都可以被打倒。干部们开始心神不定了。

     1966年6月川沙县委书记曹匡人调到奉贤接替邵晋藩任县委书记。

      1966年7月19日，父亲到上海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队正式报到，工作队人员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开会，市委领导向与会人员传达市委组织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11月6日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任命父亲为管理局下面的养鸭场工作队的队长。

      市养鸭场位于浦东金桥，当年的金桥，还是一块荒凉的地方。1967年1月6日，学校停课，我去金桥看望父亲。养鸭场里不仅养鸭，也养鸡。养鸭场里的鸭很多，人很少，大概都去参加造反了。养鸭场的工人看见我，问我找谁，我说找我爸爸陈桂繁。工人问我，你爸爸以前是干什么的。我怕他不怀好意，就说我不知道。在一间小屋子里见到了父亲。这是父亲的宿舍，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椅子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市工作队队长的父亲就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我把工人问我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紧张地问我，你是怎么回答他的？我得意地说，我说我不知道。父亲面部的神情松弛了下来。“以后碰到别人再问你，就说不知道。”父亲叮嘱我。

       天很冷，晚饭后父亲和我也没地方去，就坐在宿舍里听收音机。晚上的金桥旷野一片寂静，只有远处开过的火车发出的凄凉的鸣笛声。这时候收音机里正在实况转播上海人民广场批斗上海市长陈丕显、曹荻秋的万人批斗大会。刺骨的寒风里陈丕显、曹荻秋被押上主席台，站在木箱上接受上海“工总司”造反队的批斗。几百名局级干部也被揪来陪斗。收音机里不时地传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大会宣布了三个《紧急通告》，不再承认曹荻秋为市委书记和市长，对他监督改造，勒令陈丕显在“七天内交代反革命罪行，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父亲一声不吭地听着收音机，表情严肃，他也许预感到了暴风雨的袭来。“早点睡吧，”他关上了收音机。

      1967年2月26日回到奉贤县，奉贤县已经是造反队的天下了。次日父亲向机关造反战斗队报到。这时候的奉贤，批斗风盛行，大小干部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受到批斗。三天两头，造反派押着机关干部领导排队走上街头游街，干部们被戴上白颜色的高帽子，胸前挂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牌子，左手拿锣，右手拿小木棍，走几步敲一下锣，没人敢反抗这种人身的羞辱。这些被游街的干部队伍里，有不少是我熟悉的家住四十间的干部。父亲也不能幸免。我亲眼看见父亲低头站在主席台上，台上的造反队挥舞拳头，高喊革命口号，台上的干部们战战兢兢，大气也不敢喘一个。幸运的是站在台上的父亲不是主要批判对象，只是陪斗。在整个文革中，父亲没有被戴高帽，挂牌子游过街。父亲还算是幸运的。在文革的暴风雨中，干部都失去了尊严，成了任人欺凌的对象。

      造反派可以随意地将"走资派"头戴白色高帽，按着头颈，双手向后90度弯腰。也有人受不住了。家住新三楼一个姓华的女干部从县委的二楼头朝下栽了下去，下面是水泥地，当场就死了。第二天我到女干部自尽的地方去看，水泥地上血迹斑斑，还没有擦去。

       一次我们四十间的几个孩子，到奉贤大礼堂去看批斗会，大礼堂成了造反队批斗干部的专用会场。那天是粮食局造反队在开批斗会，粮食局局长李新民被戴高帽，挂牌子站在台上受批斗。偏巧李新民的儿子也和我们一起来大礼堂了。当他看见他父亲被人按着头时，咬着牙流泪说：“我要记住那个按我爸爸头的那个造反队，我要报仇”。若干年后，小李长成了大李，他还真把那个造反队狠揍了一顿。

       除了被批，干部的家里也开始被查抄。我家在机关造反队对走资派的抄家行动中，不幸也难逃厄运。那天是晚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造反队开始对大院里的干部家庭挨家挨户地查抄，要查抄的目标也很明确，看是否能查出反对或镇压造反队的黑材料。和红卫兵查抄地主家相比，机关造反队的行动显得稍许文明些。叫父亲自己打开箱子给他们看，我们一家人也很规矩地站在一起，不能随便走动。造反队的人从箱子里搜出了3颗手枪子弹，要父亲解释，另必须交出手枪。父亲拿出交手枪的收据。1962年已经按照上级的要求将手枪交到了县公安局。私藏子弹是因为抗战时部队缺少弹药，每人只发3颗步枪子弹。所以这次父亲想留个纪念，没有上交子弹。父亲的解释我现在想来十分牵强，但造反队的人倒没有为难父亲，将子弹没收后就转到其他人家去查抄了。第二天早上大家都互相打听，说没搜出什么东西来，只有老山东的父亲，庄县长的家里搜出1本黄色书《红楼梦》。

     父亲的笔记本里，记下了交枪的经过：”1966年9月8日将62年交给奉贤县公安局小手枪一只，收据一张，连同1953年交华东合作总社一只手枪及收据一并交奉贤县委组织部周福堂同志存入档案。

     因县委组织部听到红卫兵抄家找我手枪之际，叫我回县清查办理手续。此时我在上海市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父亲的原文文字，未作修改）。

     县委小礼堂里贴满了大字报。在这些大字报里我发现了2张是有关父亲的大字报。一张是说父亲包庇地主分子李某某。这个姓李的所谓地主分子是县委大院里种花草的师傅。大院里的奇花异草都是他种的。李师傅看见我们这些干部孩子非常和气。有时候看见我们偷吃树上的桃子也不说什么。他的儿子也和我玩在一起。老李的家庭出身可能是地主，但他有种花草的技艺，父亲即安排他负责种县委大院里的花草，也谈不上什么包庇。

       另一张大字报是说父亲包庇小舅子。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安徽大荒，我的舅舅到上海投奔我家，父亲安排他去奉贤五四农场工作。舅舅靠劳动自食其力。连这也算是罪行，也要受到批判，真是荒唐至极。

     那几年奉贤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成风。我家住的地方紧挨着奉贤电影院大礼堂，一日属于工总司的造反队组织占领了大礼堂，并将大礼堂作为据点。另一派农总司的人不干了，晚上聚众呐喊着攻打大礼堂，折腾了一夜，也没攻下，倒有几个人被对方的砖头打破了头，第二天凌晨偃旗息鼓撤退了。我们全家整夜吓得无法入睡。

       不久父母亲都被赶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教育。第一次去的五七干校是在庄行附近。没有大路可走，我在四十间同伴的指引下，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骑自行车去五七干校。这里有个小镇，也不知道是属于奉贤的还是属于金山的。由于交通不便，这个小镇似乎是世外桃源，，镇上的人很平和的生活着，文革好像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找到了五七干校。看见父亲和县委书记曹匡人，县委副书记李继山一起在挑大粪，父亲看到我来，很高兴。在干校，管理人员走进干部宿舍，他要和我父亲说事情，就呵斥曹匡人和李继山，让他们俩人离开宿舍回避。干校管理人员真够威风的。以前县官大爷高高在上，现在成了人下人了。也许是感到五七干校放在这里还不够保密。造反队把父亲等奉贤干部又转移到位于浙江平湖的五七干校，这是上海市委五七干校，上海有许多市委干部和文化名人都曾在这里被监督劳动。

      四十间的干部都被关进五七干校，四十间的孩子都成了野孩子。学校停课，所有的男孩都成了熊孩子，结伙和镇上的孩子打架。有一次五六个人结伙打人，一起被送进了派出所。派出所干警问了领头孩子，是县宣传部长邵人杰的儿子，知道这些人都是没人管的野孩子，训斥了一下都放走了。我在这期间和李继山的儿子和公安局长周旭东的儿子等人白天乡下弹弓打鸟，晚上打手电筒荒野地里抓蟋蟀。

       父母亲都被关进了五七干校，没人烧饭给我们吃了。幸好县委大院里有个机关食堂。父亲给我们弟兄三个发食堂饭菜票 。每人每天菜金四角。每天可以吃点小肉，肉丝炒素菜。县委书记邵晋藩家经济条件比我家好，他的儿子每天的菜金5角，每天可以吃大肉，一块红烧扎肉。

      一天我在商店里看见县委副书记李继山，在挑选半导体收音机。此前他家在银行的存折都被造反队查封了。这次工资发了，他怕又被查封，先用掉再说。李继山的妻子会弹钢琴，家里有一个小钢琴，在当年，这也成了罪状，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后李继山的儿子李明和我一起上山下乡在云南西双版纳水利二团劳动。

    1969年终于等到父母亲被解放离开五七干校回家。1970年初父亲上调到上海市五办工作。上海市委第五办公室是负责郊县农村工作的机构。

1971年父亲和家里人在南桥大礼堂门前合影。此时我已上山下乡去云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