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序》作者考
石立善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內容提要：關於《禮序》一文的作者，自南宋至今，有“程伊川作者說”與“朱子作者說”兩種說法。本文對兩種舊說提出質疑，並舉出五條證據，即內容之一致、篇名之吻合、《禮記》著作之有無、思想內涵之相符、衛湜《禮記集說》之引用，考定《禮序》作者乃程伊川門人周行己，《禮序》即今本《浮沚集》卷四所收《禮記講義序》。周行己《禮記講義》及序文大約撰於大觀三年（1109）— 政和七年（1117）之間，《禮記講義》一書的撰作應當是受到了呂大臨的影響。另自衛湜《禮記集說》輯出周行己論《禮記》佚文三條，附於文後。
關鍵詞：《禮序》 程頤 朱子 周行己 《禮記講義序》 理學
在宋代理學典籍中，有一篇題為《禮序》的文章，其作者以前一直被認為是程伊川（名頤，1033—1107）。然而近十幾年來，有學者先後指出朱子（名熹，1130—1200）纔是《禮序》的作者。然而，筆者對此兩種說法均抱有懷疑。《禮序》一文影響頗大，後世典籍多有收錄與引用，故今不揣孤陋，試作考證，以就正於賢者。 程伊川之侄程昺以及朱子所編次的伊川文集，本不載《禮序》。最先將《禮序》作者歸屬於程伊川者，乃南宋末所編《古文集成前集》與《性理群書句解前集》。廬陵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1]編刻於理宗年間（1224—1264），其書卷五《前甲集五》收錄《禮序》，題下標明作者為“伊川”。熊節輯、熊剛大注《性理群書句解前集》[2]卷五收錄《禮序》，亦以作者為程伊川，於此文篇題下雖未標出作者名氏，但於卷首目錄則注明《春秋序》、《易傳序》、《易序》、《禮序》四篇皆為“伊川先生述”。元至治三年（1323），臨川譚善心校刻《河南程氏文集》[3]時，蒐集二程遺文一卷附於卷末，其中所收伊川遺文《禮序》即錄自《性理群書》。《禮序》經譚善心定為伊川遺文之後，“程伊川作者說”遂廣為人知，並成為通說。明清各種《二程全書》刻本乃至點校本《二程集》[4]，以及朝鮮儒者宋時烈編《程書分類》[5]皆因以為習。《禮序》作為程伊川之文，明清叢書類典籍亦時有收錄，如明代《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五八“禮”字條（注云引自《性理群書》）[6]，清人張能鱗輯《儒宗理要》[7]所收《二程子》卷一《文集》等。又，清代以來所編纂的程伊川年譜亦多收載《禮序》，如清人池生春、諸星杓輯《伊川先生年譜》[8]據《性理群書》節錄《禮序》之文[9]，民國姚名達編《程伊川年譜》[10]則全文引用。此外，古典注釋亦有引用，清末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玉杯》“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條，曾援引“伊川程子《禮序》”之文[11]。《春秋繁露义证》书影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宣统二年本
自宋末以來，學者大抵皆視程伊川為《禮序》作者，並無異議。然而近十幾年來，有學者先後對《禮序》作者提出疑問，指出《禮序》並非程伊川之作，而是出自朱子之手。郭齊、尹波整理的點校本《朱熹集》第十冊所收《朱熹外集》卷二收載《禮序》（輯自《性理群書句解》），率先以之為朱子佚文[12]，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繼之，最近整理出版的《朱子全書》第二十六冊即束景南輯訂《朱子佚文輯錄‧朱子遺集》卷四亦收錄《禮序》，並認為其乃朱子重编呂大臨《禮記解》之序文，刊刻於紹熙元年（1190）[13]。與歷來的“程伊川作者說”相比，此說似有後來居上之勢，如《全宋文》第二百五十冊所收《朱熹》卷一百九十六亦收錄《禮序》[14]。上文簡述了《禮序》“程伊川作者說”與“朱子作者說”之起源與傳承，以及歷代典籍的收錄情況。筆者認為：兩說皆誤，《禮序》之作者既非程伊川，亦非朱子，乃伊川門人周行己（1067—？）。證據有五，請申其說：其一、《禮序》與周行己《禮記講義序》之內容基本一致。周行己《浮沚集》卷四有一篇題為《禮記講義序》的文章，其內容與《禮序》幾乎完全一致。周行己文集[15]久佚，時至清代纂修《四庫全書》，方由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八卷[16]。今自《浮沚集》將《禮記講義序》全文錄出，並以《古文集成前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性理群書句解前集》（元建陽刊本）所載《禮序》對校。文中著重號，乃筆者所加，以示文字之異同。《浮沚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載文如下：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于性，非偽貎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廵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習〔一〕于數〔二〕，與邀譽于人而然也。盖其所有于性，感物〔三〕而出者如此。天尊地卑〔四〕，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
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于〔五〕萬世〔六〕之上，天地與吾同體也〔七〕，萬物與吾同氣也〔八〕，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鄉〔九〕、射〔十〕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十一〕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十二〕。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十三〕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十四〕弊也，忠信〔十五〕之薄，而〔十六〕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盖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
秦氏焚滅典籍〔十七〕，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十八〕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十九〕，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二十〕之肆〔二十一〕，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二十二〕弗畔。盖其說也，其〔二十三〕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習，而卒〔二十四〕于聖人之歸。惟達古〔二十五〕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二十六〕。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顔子之所以〔二十七〕從事，不出于〔二十八〕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于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茲列出校勘記（異體字忽略不計）如下：〔一〕習：《古文集成前集》（以下簡稱“古文”）同，《性理群書句解前集》（以下簡稱“性理”）作“有”。〔二〕數[17]：《古文》、《性理》作“教”。〔三〕感物：《古文》、《性理》作“物感”。〔四〕天尊地卑：《古文》、《性理》作“故天尊地卑”。〔五〕于：《古文》、《性理》作“乎”。〔六〕世：《古文》、《性理》作“物”。〔七〕也：《古文》、《性理》無。〔八〕也：《古文》、《性理》無。〔九〕鄉：《古文》、《性理》作“射”。〔十〕射：《古文》、《性理》作“饗”。〔十一〕見：《古文》、《性理》作“具”。〔十二〕者：《古文》、《性理》無。〔十三〕嘗：《古文》同，《性理》作“有”。〔十四〕其：《古文》同，《性理》作“夫”。〔十五〕信：《古文》、《性理》作“義”。〔十六〕而：《古文》同，《性理》無。〔十七〕典籍：《古文》同，《性理》作“經典”。〔十八〕購：《古文》同，《性理》作“求”。“求”字當為避宋高宗諱而改。〔十九〕傳記：《古文》同，《性理》作“之手”。〔二十〕都：《古文》、《性理》作“通”。〔二十一〕肆：《古文》同，《性理》作“衢”。〔二十二〕可：《古文》、《性理》作“可以”。〔二十三〕其：《古文》、《性理》無。〔二十四〕卒：《古文》、《性理》作“終”。〔二十五〕古：《古文》、《性理》作“於”。〔二十六〕其理：《古文》、《性理》作“於禮”。〔二十七〕以：《古文》、《性理》無。〔二十八〕于：《古文》、《性理》作“乎”。三文之異同共計二十八處，除去如“故”、“也”、“其”等一些助字的有無、避諱字以及傳鈔刊刻過程中出現的明顯訛誤，《禮記講義序》與《禮序》幾乎一致，實可謂同一篇文章。其二、較之《禮序》，《禮記講義序》之篇名與內容更相吻合。《禮記講義序》有云：“《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盖其說也，其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習，而卒于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這段話簡述了《禮記》一書之由來、性質及功用，可知此序無疑是為有關《禮記》之專書而撰，此與周氏《禮記講義序》之篇名正相吻合。而相比之下，《禮序》這一篇名則顯得過於籠統，有偏離內容、不倫不類之嫌，極可能是原篇名——“《禮記講義序》”脫落後，後人據文意追加。
其三、周行己撰有有關《禮記》專書，而程伊川與朱子則無。自《禮記講義序》的行文語氣與整體邏輯觀之，不像是為他人書籍所撰之序，應當是周行己自著《禮記講義》之序文[18]。周氏《禮記講義》，諸家書目並不著錄[19]，唯南宋吳郡衛湜編《禮記集說》[20]採錄周說十一條，其卷首《集說名氏》著錄舊注一百四十四家中即有“永嘉周氏行己字恭叔”，衛氏所依據者當即周氏《禮記講義》。又，《浮沚集》卷二《經解》載周氏說經之文十二篇，其中九篇為講說《禮記‧曲禮上》之文[21]，疑即周氏《禮記講義》之部份佚文。而《禮記集說》所引周說之中，有三條不見《浮沚集》卷二《經解》，應為《禮記講義》之佚文，詳參本文末尾附錄。程伊川重視禮之日用實踐，曾修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22]，並撰有婚禮與祭禮等方面的著述[23]，然並無三禮書的注釋類或講義類著作，遑稱序文。今遍檢程伊川及其門人著述，亦無伊川撰寫《禮序》一文的相關記載。而近人周夢江整理《周行己集》惟因點校本《二程集》已載《禮序》，竟謂《禮記講義序》實際上是程伊川遺文[24]。其說顯然本末倒置。朱子雖編有禮書數種，然《儀禮經傳通解》之外，皆與《禮記》無直接性關聯。至於束氏所云《禮序》乃朱子重編呂大臨《禮記解》之序，其說亦臆測無據。據《直齋書錄解題》卷二記載，呂大臨《芸閣禮記解》[25]十六卷乃“晦庵朱氏所傳本，刻之臨漳射垜書坊。”《經義考》[26]卷一百四十一則云：“張萱曰：《呂氏禮記傳》十六卷，今闕第三卷。宋淳熈中，朱晦庵刻之臨漳學宮。”目前可以確定的是，朱子曾於臨漳射垜書坊與學宮兩刻《禮記解》而已，但朱子是否曾重編《禮記解》，則無從得知。朱子雖於呂氏之學屢有稱及，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等並無為《禮記解》撰寫序文的記載，且《禮序》通篇無一字言及重編或刊刻之事。由此可見，將《禮序》視作朱子為呂氏《禮記解》所撰序文的說法，明顯不合情理。
逮其弊也，忠義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盖所以矯正反弊也。（引自《古文集成前集》卷五）衛湜編《禮記集說》卷六十一引周行己解《禮記》之佚文云：
晚周之弊，世之君子溺於文而亡其義，故孔子嘗欲從先進之為而深嘆林放之問，以救其失。一望即知，兩文之表述與意旨驚人地一致。又，《禮序》“忠義（《禮記講義序》作“信”）之薄，而情文之繁”，實本老莊之說，《老子》第三十八章云：“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莊子‧外篇‧知北遊》云：“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這一點與周行己思想駁雜老莊的特徵亦相吻合[27]，如《浮沚集》卷二《經解》第九條“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云：“晚周之衰，天下士大夫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莊周寓言矯弊，遂以為忠信之薄而道之華[28]，此豈吾聖人所謂‘禮云禮云’者乎！”而程伊川與朱子並無此類借老莊說禮的論述。其五、衛湜編《禮記集說》節引周行己之文，與《禮序》相同。此乃外證。衛湜編《禮記集說》卷首《統說》，共引孔穎達、二程、張載、周行己、周諝、朱子、虙氏、項安世等八家之文，藉以闡明《禮記》一書之綱領。其中，所節引周行己之說即與《禮序》同文，云：“永嘉周氏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于性，非偽貎飾情也。（中略）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與《浮沚集》卷四《禮記講義序》對校，其異同如下：〔一〕無“鄙夫、野人卒然加敬……感物而出者如此”。〔二〕“立于萬世”作“立乎萬物”。〔三〕無“天地與吾同體也，萬物與吾同氣也”。〔四〕“是以夫子”作“夫子”。〔五〕“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作“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欲從先進”。〔六〕無“觀之，如適大都之肆……隨其所入”。〔七〕“其粗”作“麤”。〔八〕“得其理”作“得於禮”。〔九〕無“昔者顔子之所以從事……致思以達也”。衛湜《禮記集說》先於寶慶二年（1226）成書並上表於朝[29]，紹定四年（1231）由趙善湘刊梓於江東，爾後又費時九年復加補訂增刪，先後閱時三十餘載而成[30]。如前所述，《禮記集說》所引周說有三條不見《浮沚集》卷二《經解》，可知很可能是引自《禮記講義》一書。衛湜視《禮記講義序》（《禮序》）為周氏之作，確然無疑矣。明初官修《五經大全》之一《禮記大全》[31]，其卷首《總論》載錄程子、永嘉周氏、延平周氏、朱子、虑氏等五家之說。檢核其文，除朱子以外，皆引自衛湜編《禮記集說》之《統說》。《禮記大全‧總論》引“永嘉周氏曰”，其文自“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至“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為止，除“禮經”作“經禮”外，其他文字與《禮記集說》之《統說》所引完全一致。又，丘濬（1418—1495）撰《大學衍義補》[32]卷七十六《崇教化‧本經術以為教（中）》亦引周氏此文，云：“周行己曰：‘聖人制為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33]’又曰：‘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盖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可知丘濬此文當引自衛湜編《禮記集說》或《禮記大全》。以上，自內容之一致、篇名之吻合、《禮記》著作之有無、思想內涵之相符、衛湜《禮記集說》之引用等五方面，考定《禮序》作者乃程伊川門人周行己，《禮序》即今本《浮沚集》卷四所收《禮記講義序》[34]。餘論 那麼近人整理的《朱熹集》第十冊所收《朱熹外集》與《朱子全書》第二十六冊《朱子佚文輯錄‧朱子遺集》為何會誤收《禮序》呢？筆者認為問題出在兩書所據《性理群書》的底本。兩書所據《禮序》之底本實際上皆為四庫本《性理群書》，四庫本於《禮序》篇題下並未標明作者，在前一篇《易序》篇題下則標注“文公先生”，而後一篇文章即朱文公《詩集傳序》，《朱熹集》、《朱子全書》之整理者遂失察，誤以為夾在中間的《禮序》亦朱子之作。今檢元建陽刊本與日本寬文八年（1668）刊本《性理群書》[35]，《易序》題下並未標注作者，可知四庫本《性理群書》卷五所收《易序》篇題下之標注“文公先生”，乃館臣妄加也。
周行己《禮記講義》及序文撰於何時呢？北宋大觀三年（1109），身為齊州州學教授的周行己，由於曾師事程伊川，遭到御史毛注之彈劾而罷官[36]。大觀四年（1110），周行己返回故里溫州，政和二年（1112）於雁池之西築浮沚書院[37]。至政和七年（1117）復出代理樂清縣縣令[38]為止，周氏一直於書院潛心講學。因此，《禮記講義》及序文大概就撰於此一時期（大觀三年1109—政和七年1117）。又，據《浮沚集》卷二《經解》所載講《禮記‧曲禮上》之文及衛湜《禮記集說》所引周說觀之，《禮記講義》的注釋體裁是擇取《禮記》之重要篇章進行講解，與全文注解的注釋書不同。而對於《禮記》一書的重視，周行己並非承自其師程伊川，應當是受到了呂大臨《禮記解》之影響。周行己在太學曾從呂大臨游，於其人格學問尊崇備至[39]，稱其為“百不一遇”的賢師真儒。呂氏辭世時，周行己又作詩四首哀悼之[40]。留元剛（字茂潜）云：“周恭叔首聞程、呂氏言，始放新經、黜舊疏”[41]，可見南宋人不僅視周氏開永嘉學術風氣之先，且於周、呂之師承淵源亦有定評。清人全祖望又謂周氏兼傳關學，乃張橫渠之再傳[42]，誠不易之確論也。衛湜編《禮記集說》載周行己論《禮記》佚文三條，不見今本《浮沚集》，而《全宋文》與《周行己集》皆失收，蓋《禮記講義》之佚文也。今自清同治十二年粤東書局重刊本《通志堂經解》所收《禮記集說》輯出佚文，施加標點，以供參考。禮，始於無所有而成於事為、度數之閒。有其器而亡其物，則不足以明禮。有其物而亡其義，則不足以為禮，故曰：君子之於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爼豆簠簋，所以致隂陽之義也。圜丘方澤，所以致天地之義也。圭璧琮璋，豈徒為美觀？所以致其所執之義也。黼黻衮冕，豈徒為美飾？所以致其所服之義也。凡所以寓於酬酢應接之閒，至纎至悉，未有不本於義而虚為之者，故君子於此觀先王制作之意焉。本之禮而備其物，謂之有物。用其物而達其義，謂之有禮。過乎此，溺於無所有，君子以為虚拘。不及乎此，則滯於形名、度數之末，君子以為不達。禮，豈不有其物、有其義，然後謂之禮歟！雖然，義者本也，物者末也，由其上而言之，物可亡而義不可亡，故君子為禮，有時乎以義。由其下而言之，物亡而義隱，故小人無義，不足以知禮。晚周之弊，世之君子溺於文而亡其義，故孔子嘗欲從先進之為而深嘆林放之問，以救其失。子貢知足以致其義，而不明夫聖人所以為禮之備者，遂“欲去告朔之餼羊”，以為無益於禮，則又過矣！故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禮亡而其物存，則猶可與也，既亡其禮，又亡其物，則聖人所以為天下也，幾乎息矣！然則禮之義，非聖人有所不能盡，而所以行之天下、傳之後世，賢者所以俯就、不肖所以跂及者，舍夫物而論其義，吾又不知其為禮也。若夫區區形名、度數之末，而不明夫聖人所以為禮之意，是又祝史之事而已。故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然後為君子。（《禮記集說》卷六十一《禮器》“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君子達亹亹焉”條）嗚呼，中庸之難能也，而亦不可以苟為也！或者曰：“道易知也，吾殫聰明以審之，道不過乎仁義禮樂而已。”曰：“仁義禮樂是道之用，非吾所謂道也。”或者曰：“道易行也，吾盡心力而為之，道不過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而已。”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是道之所寓，非吾所謂道也。吾之所謂道者，體之一心無不足，施之天下為有餘，沛然行乎仁義禮樂之塗、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閒而不亂。然而吾不自知焉，非特不自知焉，則亦無所知焉。”故子思之論，至所言“君子之道費而隠”，則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愚讀《中庸》至此卷，伏而思之，蓋始而疑，中而知，終而覺，然後知子思果知道也，果不吾欺也；其至也，果不可以知也。豈不謂大而能化、與道一體而不吾知也？世之論者或以謂道之至，聖人實有所不知。君子則曰：“百工之事，各有其至，而聖人蓋有所不知者，是皆過不及之論也。”夫道之至，雖聖人有所不得知，是果不可以知也。道而不可以知，然則人安取夫道哉！是以道為虛名、不可為之事，而自棄者之論。若子思論“中”，發其大義，至於語聖人，又止區區論其百工之事，抑何淺期子思哉！是又不及之論也。《中庸》之書，語道之要，學者宜以志慮考之，不疑於其閒。不察其奥而唯迹之窮，猥與塵編斷簡俱腐，至於老死而不能一言，悲哉！（《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七《禮器》“君子之道費而隱～察乎天地”條）古之聖人為禮也，本夫人道者也。故天下之人，自生以至於老且死，苟一日而不得其道，則不可以為也。蓋其所以行吾身，與夫所以愛其親、尊其君、和睦其天下者，必有所體焉。然後為之，順理而不亂，是故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之禮所由作，是不可一日而亡也。何者？今天下之人，目視而耳聽，手舉而足運，與夫生而愛其親、長而敬其兄，禮固已行矣。而或者日用而不知也，故聖人本其所自有者，因為之節制，謂之禮，為之冠，以重其成人；為之昏，以謹其繼世；為之喪、祭，以仁鬼神；為之朝、聘，以敬交接；為之射、鄉，以厚廉恥。此八者舉而人道備矣！雖威儀曲禮之多目，蓋不出乎此，故曰“禮之大體也”。故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人道也；所以為人道者，禮也。家也、鄉也、朝也，此三者所謂天下也。夫婦也，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43]，朋友之交也，此五者所謂人道也。舉是五者，錯之三者之閒，苟不以所謂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之禮為之節，而紛張逆置之，則荒淫僻亂，奚所不至！是以後世小失之，則入於夷貉；大失之，則入於禽獸。不知舉是八者以紀綱乎天下而調適乎人民，乃日紛更，以事末流。吁，亡益也！（《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五《祭義》“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條）
本文曾於第三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清華大學經學研究中心、福建師範大學易學研究所主辦，2009年11月7日於廈門）宣讀，後刊登於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六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校樣刊排期間，筆者讀到本文所批評的周夢江（《周行己集》點校者）整理《二鄭集》[44]之《後記》，發現周氏已改變原初看法，認為《禮記講義序》為周行己自著；又龐萬里《二程哲學體系》所收《易序考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424—425頁）、潘猛補校補《溫州經籍志》卷四《經部》“禮記講義”條（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9月，第130頁）亦指出《二程全書·河南程氏遺文》所收《禮序》為周行己之作。三文雖未做詳細論證，而皆早於拙文，謹此記之。
[4]王孝魚點校，第668—66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7月。[5]朝鮮刻本卷三十，大田：學民文化社影印，第三冊第2136—2139頁，1994年12月。[6]第11函第104冊，第11a—b頁，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3月。[8]“紹聖二年乙亥六十三歲”條，《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十九冊所收影印清咸豐五年（1855）刻本（第257—260頁，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4月）。[9]盧連章《二程學行繫年》則承襲池、諸之說，以伊川於紹聖二年（1095）撰《禮序》（《程頤程顥評傳》附錄，第427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10]姚譜雖承自池、諸舊譜，然將《禮序》繋於“宋哲宗紹聖元年甲戌（一〇九四年）”（第227—228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11]鍾哲點校，第30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2月。[12]第5757～5759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而在《朱熹集》之前，整理者之一郭齊曾於《朱子佚文疑偽考》舉出《禮序》存疑（《宋代文化研究》第四輯，第353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13]第768～76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14]第360～361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又，《全宋文》所收朱子佚文是以《朱熹集》第十冊所錄佚文為基礎，並按性質分散編入各卷。[15]《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七著錄《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萬曆）温州府志》卷十七則著錄《浮沚文集》三十卷），《宋史·藝文志》著錄《周博士文集》十卷。[16]參照浙刊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五“《浮沚集》八卷”條（第1341頁上段—中段，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2年5月版）。《永樂大典》則注明引自《周博士文集》。[17]“數”當為“教”字之誤刻。《周禮‧秋官司寇‧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鄭注：“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本《十三經注疏》）。[18]《玉海》卷三十九《藝文‧三禮》（影印元至元六年［1269］刊本，第二冊第780頁下段，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12月）“元祐禮書 儀禮注解 禮圖”條小字注謂陳祥道（1053—1093年）又撰有《禮記講義》二十四卷。然陳書不傳。[19]孫詒讓撰《温州經籍志》（民國刻本）卷四《經部》著錄佚書《禮記講義》，認為其乃周行己自纂之書。[20]清同治十二年（1873）粤東書局重刊《通志堂經解》本。[21]其餘三條乃講說《易‧繫辭上》“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論語‧憲問》“文之以禮樂”、《孟子・公孫丑上》“乃所願則學孔子也”。[22]參照《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問先生曾定六禮”條與“冠昏喪祭禮之大者”（清同治六安求我齋刊《二程全書》本）。[23]參照《河南程氏文集》卷十所收諸文。其中，《作主式》與《祭禮》即《直齋書録解題》卷六所著錄《伊川程氏祭禮》一卷。[24]第65頁，上海：上海社会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12月。[25]《郡齋讀書志》（《四部叢刊廣編》本所收影印宋刻本）卷第一上著錄“《芸閣禮記解》四卷”，《宋史‧藝文志》則記作“《禮記傳》十六卷”。[27]韓淲《澗泉日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下云：“周恭叔行已，文字温淡，但時有莊老，與程氏之説相背，詩亦好。”[28]《禮記注疏‧序》及《曲禮》疏云：“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32]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丘文莊公叢書》上冊所收影印本，第744頁下段—745頁上段，臺北：丘文莊公叢書輯印委員會，1972年2月）。[33]明人章潢（1527一1608年）《圖書編》卷十三、卷九十三所引與此相同（明萬曆四十一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1年1月）。[34]舊題鄭樵（1104—1162）撰《六經奥論》，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五《羣經》“六經奥論”條（其說又見《四部叢刊》本《曝書亭集》卷四十二《六經奥論跋》）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浙刊本卷三十三，第272頁中段）已辨其偽。今據周行己《禮記講義序》，可再添一證。《通志堂經解》本《六經奥論》卷五《禮記總辨》末尾云：“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寳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宫，千門萬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細審此文，可知其意旨即暗襲《禮記講義序》末尾之語句。以鄭漁仲之性格，絕不肯盜用他人之成說拼湊剪裁為文，《六經奥論》乃後人假託鄭氏而偽作者，確然無疑。又，其文“大都”不作“大通”， “可”下無“以”字，可知作偽者所依據之書並非《古文集成前集》或《性理群書句解前集》，而是取自周氏文集或《禮記講義》。[35]日本寬文八年刊本與元建陽刊本一樣，於卷首目錄注明《春秋序》、《易傳序》、《易序》、《禮序》四篇為“伊川先生述”。[36]《宋元學案》卷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續修四庫全書》第518冊所收影印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宋史翼》卷二十三《周行己傳》（《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所收影印清光緒刊本，第二冊第1013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1月）。[37]萬曆《溫州府志》卷十六載周行己佚文《浮沚記》云：“政和歲在執徐，六月癸丑，颶風大作，橋斷門墮，簷折雨漫，乃易橋以舟，墐北户而南嚮，增簷為軒，寄容足之苟安。按《爾雅》：水中可居曰洲，其小者（陼）曰沚，人所為曰潏。予惡潏之名，而欣沚之義，於是總其名曰浮沚。”此文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等，而今本《浮沚集》不載。[41]《水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所收影印明正統刊本）卷十《温州新修學記》。[42]《宋元學案》卷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序錄》。[44]第199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3月。
石立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古典学集刊》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学、经学、日本汉学。石立善譯：論鄭寅普著《陽明學演論》中的《朝鮮陽明學派》
石立善丨《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歷程及其經典地位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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