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 | 有事没事的，就想想伊斯坦布尔
有事没事的，
就想想伊斯坦布尔
《佩拉宫的午夜》
（美）查尔斯·金 著
分割两块大洲的水道，往往有一种交际花式的魅力。马六甲，红海，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白令，个个都是出故事的地方，当然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峡两端的地盘，被一座今称“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所拥有，鉴于海峡的狭窄、形状及位置的特殊，伊斯坦布尔可以称得上是在“扼守”它了。
中国人好说“兵家必争之地”，而兵家争的地方，商家、企业家、职场人、难民，还有林林总总的相信自己有大把潜力值得发挥的人士也不会放过。交通线路必须是多元的，你可以乘船抵达，也可以坐火车，一边看窗景一边想象自己就坐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那列死亡之车里，慢慢就喘不过气来了。当年，来到此处的阿加莎住进了古老的佩拉宫酒店，房号是411，电影走红后，就有人放出传言说她当年曾有秘密落在了这个房间里：一个善于制造神秘的人，也会被神秘所制造。
191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
阿加莎把她的侦探波洛留在了托卡良，而不是佩拉宫——出于一种类似“双城记”的心态，但也许在她想来，有自己坐镇411，这酒店已够光耀了，无需锦上添花。名人们竞相表示自己同它的般配。1918年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战败，被协约国所占领，穆斯塔法·凯末尔住在佩拉宫遇到一帮洋洋得意的英国人；海明威则在这里写关于伊斯坦布尔难民危机的报道。在协约国占领的头几个月，出生在伊斯坦布尔、如今刚回故乡不久的齐亚贝伊，留下了关于这一酒店的文字回忆，查尔斯·金的《佩拉宫的午夜》，时不时要回到这位贝伊（意思是“大人”）的记述上：
“寡廉鲜耻的黎凡特投机商在此设宴款待外国军官和商界人士，他们搂着堕落的俄国公主或者希腊、亚美尼亚小姐一起喝酒跳舞，毫不夸张地讲，这些姑娘的德行比她们的衣衫还要单薄。”
大巴扎
如果有人写“十里洋场”时期的上海国际饭店，怕也是如此一番景象。本来就是是非之地，又赶上多事之秋，佩拉宫缩影了伊斯坦布尔。1871年出生的美国人托马斯·惠特莫尔是另一个在此地留下过深深足迹的知名人士，他在俄国革命之后，作为红十字会的一员于伊斯坦布尔组织救援俄国难民。查尔斯·金说，他是那个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派头十足却又憧憬避世隐居，非常注重隐私却又希望万众瞩目”。他做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与凯末尔密切联系，保护伊斯坦布尔的古建筑，并在自己60岁的时候成立了拜占庭研究所，说句玩笑话，真可谓“忠孝两全”。
希腊人布多萨基斯在1919年买下了佩拉宫，四年后，酒店被掌控住局面的凯末尔党人没收了。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奥斯曼帝国瓦解的大势中保住了土耳其的领土和尊严，到1927年，最早支持凯末尔的人之一，贝鲁特穆斯林米斯巴赫·穆海耶斯拿下了酒店，他本人则被授予了土耳其国籍。乱久必治，而“治”的基本要件之一，就是给每一件事物，不管是物还是人，都明确它的主子是谁。
伊斯坦布尔的贝伊奥卢地区
不过，就算飞地伊斯坦布尔最终姓了“土”，佩拉宫事实上也始终是一个“法外之地”。这里有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犹太教堂，有各种风格的酒吧、俱乐部和歌舞厅，各国派设在此的领事馆，数量多到挤压了原住民气息的地步，加上一道月牙一样的水湾切割了城市，真要想让人一到此就感受到“土耳其的味道”，还真只能靠着到处悬挂凯末尔的肖像以及国旗。
一个民族国家有这么一块地方，是它的幸运，只是这种幸运一定要来自一些不幸的过往。如同上海之于中国，西贡之于越南，伊斯坦布尔的“异域风情”并不是有什么人刻意追求和制造的。在一个不同文化和不同水域的交汇之地，也是在由近代跨入现代的门槛上，繁荣起来的商业迅速打造了无政府主义的气息，这种无政府主义不仅抵抗着国有化的力量，甚至抵抗着时间的冷漠节奏：人们不可能轻易忘却它过去的样子，即便是那些只想及时行乐的“当下分子”。
有事没事的，就想想伊斯坦布尔。边界地带没有黑白，永远是一片绝对的灰。所以书中最好看的故事，往往来自一类灰色的人——冒险家的传说，他们或曾是卑微无比的奴隶，或曾是满腹怀恨的没落贵族，即便发迹，也脱不了流亡者的气息。伊斯坦布尔欢迎每个人到来，因为它把每个人都看作早晚要离去的过客，哪怕是土生土长的居民，跟别人也不过就是护照不一样而已——这样讲是把城市给人格化了，我无法抵制这样做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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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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