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祖先在乱交，有些人的祖先在搞艺术

惹麻烦的是尼安德特人。

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的三年前，即1856年，杜塞尔多夫东边10公里处的尼安德特山谷里，一些采石工人发现了奇怪的骨头。它们不是兽骨——科学家在研究后宣称，它们是一种已灭绝的智人，而且与如今所知的任何猿类相比，他们与我们在DNA上更为相像。

这可是个大事情，如果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灭绝的亲属，那么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些什么，又遗漏了些什么？当年的科学家还笼统地算作“博物学家”，现在已是分工明确的“古人类学家”了，他们对人类起源的探讨，形成了多个互相分庭抗礼的假说，还成了越出科学探讨范畴之外的敏感话题。

但在科学之外，审美主义者们就不必在乎太细微的区分。对他们来说，尼安德特人跟人类有关系，这一点就足够了，因为有关，所以尼安德特人已被证明的那些特质，有助于我们展开对人类祖先生活状态的想象。尼安德特人会用石头制造工具，这很好，符合进化论通说；会照料病患和伤者，这就更好了，这里有文明的萌芽；还有，尼安德特人会埋葬死者并举行葬礼，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墓坑。

尼安德特人据估计在约三万年前消失，其时，现代人类的始祖已经兴起了一两万年，有一个说法认为，正是后者导致了前者的灭绝……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毕竟是在尼安德特人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上继续前进的，我们也算对得起这支——姑且这么认为——亲属了。

不过，且慢，巴塔耶有话要说。乔治·巴塔耶，一生颇有争议的法国哲学家，一直很喜欢谈论史前人类，这一看起来与他关系不大的话题，因为他对文明的形成和延续方式十分着迷。人类文明靠什么延续？他的回答引人瞩目：靠禁忌，没有禁忌，人类便和动物没什么差异了。比如说，尼安德特人不仅埋葬死者，而且围绕死者形成了一些仪规，如死者不能随便搬动，遗体不可以侵损，不可以暴晒在阳光雨淋之下；人路过死者，不能故意视而不见，也不能目之随意，而必须庄重地瞻仰；人对他人的遗体持有一种真正的既敬且畏的感情。

对比一下动物，差别一目了然。动物界难称有什么禁忌，它们怎么都可以。我们可能会传颂很多动物舐犊情深的画面，“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之类，然而不争的事实是，那些舐犊的妈妈对别家的孩子却是垂涎三尺，很多高级哺乳动物，比如北极熊，饿了还会打自己孩子的主意。此外，很多动物用尿液给自己划领地，应对纠纷只会使用武力，争斗的结果永远是赢家通吃，输家丧失所有，甚至包括生命，等等。

巴塔耶

但人类开发出了一个建立在禁令之上的伦理系统，一种固定的秩序。旧约圣经里说，上帝在西奈山上秘传了十诫给摩西，十条都是禁令，不得杀人，不得偷盗，不得奸淫，不得崇拜偶像，等等，以色列人接受了它们，从而拥有了比周围其他民族更为先进的组织技能，更高级的心智——那些民族还在使用人祭这样血腥的仪式呢。

旧约圣经说的事情发生在三千年前，而尼安德特人的生活年代在五十万年，直到三万年前才灭绝，他们已经有了对死亡的敬畏，把尸体隆重地放进地下，他们懂得在死亡面前不能像动物一样冷血、无动于衷。

“人类与死亡有关的行为表明，他们认识到了一种新的价值。”巴塔耶说。他对史前人类的这种赞扬其实一直有争议，因为尼安德特人的肉体早已灰飞烟灭，凭着留下的骨头来还原其生活面貌，容易带着“六经注我”的色彩：尼安德特人，被巴塔耶按照他“需要”的样子描述了。

除了死亡，另一种关键的禁忌就是性。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提出，人类在进化中超出本能的限制而走向“文化”的阶段，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禁止乱伦，和自己三代之内的血缘近亲结合，人会觉得不安、恐惧，会有巨大的羞耻。性行为与生殖相连，而生殖这样的事情不可轻率，即便数万年前的人不知道近亲繁殖的后果，他们也会觉得这样做是耻辱，很恶心。故此，巴塔耶在其名作《色情史》中说，死亡和性方面的禁忌，其实都包含了人对动物本能的严格拒绝。

但尼安德特人的文明程度究竟有多高，是得分跟谁比。1940年，法国多尔多涅省的拉斯科地区，一群小学生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史前洞穴，穴内结构复杂，空间硕大，墙上可以清楚辨认的图形有3000多个，其中近三分之一画的都是动物——牛、马、鹿等等，而且一个个都是在运动状态之下的。拉斯科的史前人类，据研究生活在约18000多年前，晚于尼安德特人。对于这些壁画，我们该“如何看待”？

“不要犹豫，惊叹就对了。”巴塔耶说。

他讨论拉斯科壁画的专著《艺术的诞生》问世于1955年，这十几年里，他一直关心着考古发掘和研究。拉斯科是他的心头之好，完美地连起了一根假想的进化链条：拉斯科人，不管他们与尼安德特人之间是怎样的亲缘关系，我们更愿意认他们作为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的绘画证明了他们，而不是尼安德特人，才是现代人类的起源，他们超越了尼安德特人所达到的文明的基本水平。

他在画里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这些史前人类生活在一个“神圣世界”。这个世界里不只有禁忌。每一头动物都代表着一种寻求神圣时刻的热情，都是一场宗教活动必备的一部分。而特别之处在于，这种神圣时刻并非到尘世之外膜拜某个神灵，相反，它有着鲜明的“尘世性”，它深深植根于此世的生活，因为，壁画上的动物们是主角，画家是在用心地描绘它们，一边画，一边惊叹于它们的美、灵巧和神奇。

他看到了人的狂喜。巴塔耶说，这些火红色的牛、马、鹿，洋溢着不可抑制的节庆的热情，它们可能是捕猎的目标，但它们同时也是崇敬和歌颂的对象。画家画它们的目的，我们只能推断，很可能，他们是想以此来为自己的捕猎求一个好运气，因为环境那么严酷、野蛮，生存基本靠天地的恩赐，捕猎如同葬礼和性禁忌一样，也都是生存的必须；很可能，人们相信把愿景画得细节尽量精致一点，它会有更大的几率成为事实，就像中国的“神笔马良”故事所反映的文化心理那样，很可能，人们只是想以绘画来让自己消灾免祸。

但巴塔耶强调说，壁画本身的美，超越了其当初绘制出来所基于的实用性目的，就如同莎士比亚的很多剧本都是奉命而作，或徒为了卖个好价钱，但这些剧作本身的光辉早就让世俗的写作动机变得不值一提。

巴塔耶写作《艺术的诞生》，是基于一种审美主义的热情。他去沉思人类生活中为寻找乐趣而做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就是艺术，就是游戏，就是无所事事，就是被他赋予独特涵义的那个概念——“色情”。拉斯科壁画是有功能的，它体现了禁忌，体现了一种对神圣的存在的信仰，近似万物有灵的那种，但它同时又是艺术，一种冲着乐趣和美而去，进而设法超越禁忌的人类创造。拉斯科人作画的整个动机，就体现在绘画的行为里面，它的宗教起源，它与神圣力量之间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关系，都既是其动机，又是其结果。

20世纪、21世纪的人都能看懂这些画，也正因此，巴塔耶特别指出，他不愿意看到人们仅仅给出一个肤浅的理解，觉得绘画是史前人类的自娱自乐。恰恰相反，拉斯科人让我们重新审视艺术的起源和意义。艺术的意义，不在于适应一个现有的世界，而在于创造一个世界，其中充满了非凡的、神奇的事物。对非凡与神奇的想象和期盼，是“我们生活的深层灵感”，巴塔耶说，“而拉斯科壁画，正是一个不断回报、不断奖赏这种期盼的东西。”他又说：“正因此，我们与壁画的作者之间没有隔阂，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不断地将自己感知到的世界转化为艺术。”

这当然不是在谈关于史前人类的话题了，这是在谈他悬念半生的命题——如何在现实中实现超越。

壁画的创造包含了对死亡的超越，因为它表现出了一种对不朽的渴望，画面可以被感知，当动物们的肉身死后，它们的形象依然留在墙上，不会消失，因此成为对生命的恒久的庆祝。与此同时，壁画又暗示了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因为它指向了一个“有灵”的动物的世界，这是一个今天的人早已远离的神圣的空间。

艺术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人有一种渴望超越现实，渴望美，渴望神奇的需要，在拉斯科壁画里，我们看到这种需要在18000年前便有所展示了，而且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游戏（即便同时有其宗教功能）。“艺术在其起源时就是一种游戏。在其最首要的意义上，它依然是游戏，是玩耍。”与之相反的，是制造工具，当我们看到一件石器，努力感慨说，史前人类已经拥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巴塔耶表示无需惊奇。制造工具，这是工作，而不是创造，不是游戏。正如我们要从本能转向文化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类的性禁忌，我们也必须从工作转向游戏的意义上，来衡量拉斯科壁画的意义。巴塔耶进一步说，看到这些激情四溢的动物肖像，你也能理解智人如何成为现代人类。

所以，对比拉斯科人，我们就能认识到，尼安德特的智人仍旧是被束缚在实用性上的，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有具体的目的，但更高级的人类应该懂得游戏，懂得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享受过程”，而不是仅仅追求其结果的功用性——巴塔耶的这个想法，直接动摇了工作的意义：今天的成年人大多数都在工作，我们借此与远古的祖先之间有所呼应，我们借工作来确认自己是人，不是头脑简单、不会思考的动物。但巴塔耶说，不，我们还不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必须从工作中抽身而出，去转投创造性的艺术之中，必须有意识地通过从事艺术来确认自己的统一性。

工作是人生存的需要，而艺术是人的自由的集中表达。这里，巴塔耶的思想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确如此，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工作，强迫人在一种超越他自身的力量面前低头，不能对抗，不能申辩，于是很自然地，我们用动物来形容这种状态——“做牛做马”、“牛马不如”。一个陷于如此工作之中的人，跟尼安德特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用巴塔耶的话讲，他们“缺乏柔性”，“迟缓”，“愚笨“。他们的生命从来没有克服压在身上的劳作负担，他们身躯庞大而沉重，他们处在类人猿的范畴边缘，尚未摸到人类的门槛。在进行这一番论断的时候，巴塔耶将这样一款智人与他自己一生都十分蔑视的人——资产阶级等同了起来，他在不算很长的一生（1897—1962）中写下的一本又一本的书，都在表达这种蔑视。

1930年代，法国人陷入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巴塔耶专心地写下了一系列文章，他判断说，这个时代最核心的悲哀，就是人们都太讲求实效了，每一件事情都要一个明确的效果，但人们的普遍追求却又是一个空洞无物的、市民意义上的“体面”，是在别人眼前呈现自己最无可挑剔的形象。这值得吗？巴塔耶据此将“色情”概念阐发了出来，在他的笔下，“色情”代表的是所有不具生产性、不能增值的东西，用最容易理解的话说，色情，就是工作日的下午，在办公室里打着瞌睡假装工作、不耐烦地等待老板闪人的员工们心中浮动的感觉。色情向生产说不，向毁灭敞开，用一些没有明显理由的、随性的活动来取代条理井然的安排，色情把人引向没有生产性的性爱行为之中，引向发狂，引向无所事事地过一天，两天。色情，就是用浪费释放毫无必要的压力。

在他看来，拉斯科的画家们就是在做一些浪费光阴的事——他认为是这样。故此，这些史前人类成了他眼中人类的楷模，那一颗颗大脑在无所事事中想象着美与神奇，产出了了不起的艺术。拉斯科人看待动物的方式，和1955年的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些描绘在墙壁上的生命，是对现实中生命所作的更美、更公平、更具尊严的变形，而作为反衬的，是所有岩画中只有一个人类的形象，且还被画得稚拙不堪，犹如漫画。这里有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

不同的人来看壁画，产生的心得也不一样。例如波兰散文家、诗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也到过拉斯科，他在《花园里的野蛮人》一书中有一章长文，写自己的拉斯科之旅，他说，自己身处苏联集团卵翼下的波兰，是一个“野蛮人”，而这些史前壁画让他感叹：原来自己身背着一个共同的、伟大的欧洲历史：

赫贝特

“在这个历史的深渊里，我一点也不感到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我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我是这个世界的公民，我不仅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遗产的继承者，而且是所有一切的永远的继承者。”

而巴塔耶，以及他的好友、另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则多多少少通过拉斯科壁画恢复了一些民族自豪感。1940年的法国已向纳粹德国投降，维希傀儡政权当政，整个民族的面貌都是灰溜溜的（无独有偶，中国人也是在凄风苦雨的1974年发现了兵马俑），拉斯科的消息传出，着实给法国人注射了一剂精神胜利液：怎么，人类最早有“文明”兴起的地方，并不是古埃及或古希腊，而是在我们法兰西的外省？好啊，这可是连不可一世的德国人都无法修改的历史！布朗肖也写了一篇题为“艺术的诞生”的文章，和巴塔耶一样，他大赞壁画本身的美，技法高超，大赞画面的清晰，绘画行为完全是“自发的”，直接的，不取悦任何人，只是表达画家内心的喜悦。

布朗肖

他们大赞这些史前人类，大赞艺术，说那是起源于史前人类内心需求的快乐的行动，这里肯定有着曲解和臆想，不过，巴塔耶也的确是在履行哲学家的本分，那就是对世人已经成为的样子提出质疑，提醒他们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宝贵的东西。可惜，巴塔耶没有生活在21世纪，否则，他一定会对电脑制作出的众多史前题材游戏大感兴趣，这些游戏都是开放式的，玩家可以无止境地玩下去，巴塔耶可以在其中尽情地浪费生命，感受有关自由创造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