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 | 知识分子一旦坐下，他的声音就将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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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一旦坐下，
他的声音就将越来越小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
（法） 阿明·马洛夫 著
大到中央空调，小到苍蝇拍，所有人类的发明都称得上伟大。而且，越是那些人们已习惯到感受不到其存在的人造物——比如椅子，越是根本性地改变了人。有了椅子以后，坐和立就产生了地位高下之分，《韩熙载夜宴图》里，坐着的少数人被站着的多数人侍奉，希腊人的浮雕里，众神之主宙斯当仁不让地坐在椅子上，埃及壁画上，位高权重的人也都坐着。因为坐是一种特权，古时的椅子还被极尽修饰，用材名贵，雕花精美。
到现在，每说起法兰西学院，还需要强调椅子。四十把椅子是这个机构的象征，能坐上它们的人，都是“不朽者”——Immortal这个很重的词，是1634年，学院初创时就用上的，那时法国处在路易十三的统治下，内阁一把手、权倾一时的红衣主教黎塞留，牵头创立了它。黎塞留说，学院的使命是“推广和捍卫法语”，很有战斗性，院士们似应该是一些持戈而立、准备战斗的青年，但现在，学院暮气沉沉，院士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穿着每件造价近一千欧元的院士服，挂着佩剑，以坐姿示人的“坐者”。
阿明·马洛夫
阿明·马洛夫出生于黎巴嫩，后入法国籍，成为一位受欢迎的作家和历史学者，他对学院历史上的十几个院士做了点研究，发现这些人中，半数以上，都太没名气了。像作家皮埃尔·巴尔丹，剧作家菲利普·基诺，作家弗洛里安，历史学家约瑟夫·米肖，他们的作品早已没人看，顶多有片言只语保留下来，比如弗洛里安的两句诗，因为被写进了歌词而流传：“爱的愉悦仅一时，爱的忧伤伴终生”。
生活时间越早的院士越是籍籍无名。17世纪，也就是学院刚创办的那个世纪，入选院士们的著作，“没有一部当前还在再版的”。1634年的首批四十名院士中，坐上第29把椅子的那位“坐者”，是作家皮埃尔·巴尔丹，他写过什么书，如今没人知道。而且，他还是首批四十个人里最早离世的，只坐了十四个月的椅子就不幸溺水身亡，终年40岁。“这使他得到一个悲惨的美名：第一位死亡的‘不朽者’。”
应该重新发掘这些被遗忘的人的成就，给他们“翻案”吗？翻不了，时间是公正的：掸掉他们的作品上的尘埃，打开读几页，还得重新放回尘埃里——那是合适的归宿。那么称呼他们为“不朽者”，难道不是讽刺？
94岁的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中间长脸），目前仍是学院院士
当然，法兰西学院吸收的院士不只是作家，外交官、主教、生理学家、博物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乃至画家和摄影艺术家，等等，都有机会进入，因为法国是一个文学思维强大的国家，有着深厚的文人传统，受过教育的人不管干什么职业，不论专攻哪一块，都会以著述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独特价值。同为一国元首，法国戴高乐的回忆录，和美国杜鲁门的回忆录完全不是一码事，后者顶多是“生平纪要”，前者却是洋洋洒洒的文学，不能由秘书代笔。法兰西学院的院士里不乏厉害的作家，在曾坐过第29把椅子的人里，就有过克洛德·贝尔纳这样，“在文学领域有过影响”的生理学家，有过弗朗索瓦·勒南这种文采斐然的宗教学家，更有过世界级名人——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他的代表作《忧郁的热带》，是一个绝佳的文学读本，被誉为“如诗一般的人类学著作”。
然而，法兰西学院并不靠这些人长脸。这个机构很清高，它不屑于用选入知名人士的方式吸引大众的注意，更不会主动鼓励院士们多出“不朽”的成就，以光耀学院之名。法兰西学院早就是一个极保守的机构，它的工作似乎只是票选新院士，派发“不朽者”的桂冠，给空出来的椅子找新主人。如今，一般的法国人大约只知道学院的一项职能，那就是修订从17世纪就开始编纂的标准法文词典，每年法国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都要提及词典又新增了多少词条等等。
一直当不上院士的雨果
都说诺贝尔文学奖保守，将乔伊斯、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夫卡这类文学世界的革命家排除在视野之外，但与它相比，法兰西学院的保守犹有过之。法国顶尖的作家和诗人，从巴尔扎克，到左拉，到魏尔伦，都被它拒之门外，连雨果这样的一代巨匠，当初都是经多次申请后才入选的。他在第三次参选时，就是瞄着约瑟夫·米肖去世后空出的第29号椅子去的，结果败给了生理学家弗卢朗。
此外，参选者不管名头多大，社会声誉多高，都要提交申请书，等待院方严格的审核。申请书必须足够热情、虔诚，表白自己是多么希望为法兰西的文化和语言贡献力量，并不惜用上阿谀之词，歌颂学院的伟大。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一书，粉碎了我对法兰西学院的一些不怀好意的猜想。例如，院士椅固定为四十张，只有去世了一个院士，才能补入一个新院士，那么，倘若某院士传出病重的消息，是不是会让候补院士们一个个兴奋地摩拳擦掌呢？再有，当选院士要对他所接替的那位送上一番礼节性的纪念词，但术业有专攻，隔着行业，彼此或为门外汉，例如一个文学批评家刚好接班了一个物理学家空出来的席位，他该如何发言，如何评价人家的贡献？如果了解不能，那这篇讲话能有多少实质意义呢？
马洛夫用他自己的经历澄清了一些事实：首先，至少在近两个世纪里，院士是经过严格投票选出来的，院方会尽量选最合适的接替者，比如弗卢朗，他战胜了雨果当选（当然十个月后雨果还是被选入了，正所谓延迟满足），是实至名归的，雨果呈献给世人以《悲惨世界》，弗卢朗在麻醉学技术方面的探索，也为改变外科手术台这一曾经的“悲惨世界”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其次，新任院士一般能有长达一年的时间准备他的发言稿，在此期间，他可以详尽地了解自己的前任。
列维-施特劳斯
29号椅子的现役“坐者”，正是马洛夫。2011年，他接替上年去世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成为椅子的第十九任主人。当时，他得到施特劳斯的遗孀的邀请，去他的庄园做客；他还不紧不慢地把施氏作品通读一遍。马洛夫本人是学院选入的第一位中东背景的院士，就像另一位院士程抱一是中国背景一样，很有新闻效应。
但他知道，院士个人在学院的长存面前不算什么，相比于“不朽者”的身份，他首先是一把椅子上的“坐者”。马洛夫的文字中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故感，他对昔人的敬意——“（我）倾向于怀着感情凝视他们，尤其是他们中间没被人爱、没被理解、没人记住的那些”——渗透了对过眼烟云的深沉感触。
欧内斯特·勒南
有些院士是较真的，他们不愿简单地赞美自己的前任。第29号椅子的历史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椅子的第十三任，著名宗教学者欧内斯特·勒南，他的代表作《耶稣的一生》，通过逐字逐句推敲文本的方法，将耶稣从半人半神的身份还原成一个人。他的身后，继坐者沙勒梅尔，一个左翼政治人物，在入院仪式上发表了一篇阴阳怪气的“赞词”。他说勒南喜欢嘲笑法国人心中抱有的最宝贵的定见，又说他不分好歹地贬低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传统不耐烦，却“幼稚地崇拜一切来自德国的东西”，还说他内心虚无，认为世界没有意义。
与此相似、也更有名一些的故事，发生在第38号椅子的历史上。1925年，法国人十分崇拜的瓦雷里坐上这把椅子，瓦雷里是大诗人，也是一位思想深邃的美学家，他接替的前任，=是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按说两人是同行，可法朗士生前一直不承认瓦雷里所领军的象征主义运动，故而，瓦雷里在讲话中明褒实贬，专揭法朗士的短，他讽刺法朗士出身卑微，作品二流，之所以成功，靠的是结交有钱的女人。“法朗士”这个名字（Anatole France）是笔名，其中“France”即“法国”，瓦雷里尖刻地说，也就是因为呆在法国，他才能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同时，外国人看到他的书，又很容易被“France”所吸引。瓦雷里暗示道：难道说，一个真正的法国作家、一个爱国的法国人（如他自己），会用“France”来做笔名吗？
这段故事记录在美国文化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瑟尔城堡》里。威尔逊说瓦雷里胸狭量窄，还揭露说，瓦雷里自己也有一半意大利血统。不过，瓦雷里这等人物的入选，毕竟是一件实至名归的大事，瓦雷里的认真，也反映了他对这个身份的看重。
而现在的问题是——不再有人较真了。入选的院士需要代表法语写作的最高水平——在乎这一点的人，不如以前多了。莫迪亚诺和勒克雷齐奥，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得主，眼下都不是院士，在法国和欧洲被公认为一流小说家的乌埃勒贝克也不是，这三人的文学成就和水平究竟如何，暂且不论，单凭他们根本无心申请当院士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学院和法语都处在某种危机之下。
保尔·瓦雷里
而那些愿意申请当“坐者”的人，又总是无法在票选中得到多数票。当马洛夫在2016年出版《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一书时，学院就开始出现长期填不满的“空椅子”。至今，2016年去世的作家米歇尔·德昂留下的第8号椅子已经空了三年，第12号、第13号、第24号椅子也分别空了两年多或近两年。去年，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和小说家韦耶尔冈的去世，让“不朽者”人数进一步减少，补选谁进来，则迟迟没有眉目。
和书中那些18—19世纪的前任院士相比，马洛夫的院士同僚好像也太寂静了点——他们绝大多数年过七旬，最年长的院士之一，前总理吉斯卡尔·德斯坦已经94岁了；对比在拿破仑帝国末年入院，后来写书讽刺皇帝的约瑟夫·米肖，或以《耶稣的一生》引爆舆论的勒南，或在1945年巴黎光复后，险因政治原因被逮捕的剧作家蒙泰朗，现在的院士们似乎与外界的变动脱离了关系，而同他们的椅子合二为一了。
黄马甲们在示威，奥朗德、马克龙，挨个上台，挨个遭国人痛骂，新纳粹分子在鼓吹一个对犹太人、穆斯林和各种移民关门的白人法国，法兰西学院始终静悄悄的，它局限在自己的使命里：不紧不慢地选出下一个“不朽者”，填满椅子，赞美法语的优美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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